这半年多来，嘉兴市南湖区法院科技城法庭的年轻法官江虹，在经历了任职初期的忐忑之后，办案日渐得心应手。作为员额法官依法独立办案，不仅让她感受到了职业尊荣，更体会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江虹是我省推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通过遴选产生的9000余名员额法官、检察官之一。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以来，我省法院、检察院牢牢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努力在队伍管理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核心战斗力，改革效应不断释放。改革的主体责任不断落实，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综合配套改革不断拓展……

“遴选”不断完善 “员额”能进能出

　　8月1日上午，浙江法院、检察院员额法官、检察官遴选入额考试（笔试）在全省各考点同时开考，来自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的1433名应考者，分别竞逐342个员额法官和181名员额检察官职位。

　　从2015年启动员额制改革以来，这已是我省开展的第六轮遴选。健全常态化遴选工作机制，定期遴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始终坚持逐一面试，从严把握。经过6年的发展，一大批优秀的法官、检察官脱颖而出，浙江法官、检察官队伍不断优化。

　　去年，我省还开启了员额逐级遴选的探索，嘉兴市中级法院、衢州市中级法院各有一名法官助理到下级法院担任员额法官。今年，杭州市中级法院作为法官逐级遴选工作试点法院，面向全省基层法院遴选4名员额法官。员额制改革中“难度系数”较高的逐级遴选制度，在浙江正逐渐健全完善。

　　不同地区面临着不同的人案矛盾，如何科学合理调配员额数量，让“员额”能进能出，不断激发司法队伍办案的积极性？

　　今年初，省检察院在全国各省级检察院中率先出台检察官员额动态调整管理办法，将全省检察机关检察官员额在核定总量范围内统筹管理，原则上以市（地）为单位，在全省范围内配置使用、动态调整。办法同时明确，检察官员额向基层院、办案一线和人均办案量较大的地区、单位倾斜，员额检察官职数使用效益有效提升。同时，省高院、省检察院健全法官、检察官员额退出机制，细化法官检察官应当退出员额的情形，除因转岗、回避等原因须退出员额，以及健康或其他个人原因自愿申请退出员额外，明确法官检察官年度考评不称职、办案质效不达标，入额领导挂名办案、虚假办案等，应当退出员额，从而有力激发司法队伍办案积极性，直接促进司法办案的提质增效。

该放的权放到位 该担的责担起来

　　员额制提升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尊荣，司法责任制则进一步明晰了法官、检察官工作的权力和职责。为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我省法院、检察院改变以往“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模式，确立法官、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制订法官、检察官职权配置规定，明确权力清单，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该担的责担起来。

　　在此基础上，我省法院还建立起完善的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委会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其咨询建议和统一裁判标准、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管理等作用；省检察院进一步规范检委会议事程序和规则，规范检察官联席会议、关联案件和类案强制检索等制度，强化司法质效保障。法官、检察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升。

　　为提升队伍整体水平，基层法院、检察院还探索通过建立一套科学量化的绩效考评管理体系，提升干警工作质效。今年4月，遂昌县法院在全省率先推出“核心战斗力指数”考评机制，从思想建设、质量建设、作风建设和司法排头兵4个岗位目标入手，在突出审判质效核心指标考核的同时，着力鼓励亮点创新，建立起全员覆盖、全面量化、全程督促的精细化管理体系。 

业务“尖兵”扑一线 新型团队提质效

　　穿上法袍，走进法庭，敲响法槌——在浙江，法院的院庭领导主审办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省高院统计，2019年，全省入额院庭长办结案件65.6万件，人均214件，占结案总数的38.1%。 

　　同样，审阅案卷、提审嫌疑人、出庭支持公诉，也成为全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们的工作日常。

　　领导们不仅要扑下身子到一线办案，还要办成数量、办出水平。为加强内部监督管理，2017年，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出台加强内部监督管理意见，将领导的办案数据以及在审核和集体讨论案件中发现重大问题或对重要事实、证据、罪名提出重大实质性意见的情况定期在检察内网上公示。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中，我省法院、检察院还通过专业化的办案团队，不断提升司法办案的质量和水平。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完成了内设机构的重塑性改革，全省三级检察院业务机构与司法行政人员配置比例从1.72:1上升为3.33:1，刑事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人员比例从改革前7.62:1下降为3.61:1，“四大检察”的格局全面形成。在全省法院，新组建的3000余个新型审判团队成为审判一线的“尖兵”，通过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分工配合和密切协作，全省法院一线法官案件平均审理时间缩短，办案质效大大提升。